嚴格講在八、九十年代各地發展養殖種植類行業比較多，因為養殖行業入門門檻低而且能夠解決村民工作、收入來源的問題。隨著時代發展，現在對環保的要求越來越嚴格，各個地方都在劃定相關的禁養范圍，特別是在一些水源保護地。從全國來看，在津京冀、珠三角、長三角等范圍，還有江蘇，湖南等重點水源保護地，以及名勝古跡保護區的范圍內都劃定了禁養范圍，目的就是保護環境以及保障居民的健康生產、生活。
遇到禁養以及因為環境問題而關閉的養殖場、養殖小區，作為養殖場的經營者到底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
從國務院公布的規定看，2017年年底之前要關停、關閉、搬遷全部的養殖場或養殖小區，有利的凈化水質以及大氣環境，支持進行規模化改造以及規模化建設。我國《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中也是如此進行要求的，并且結合《全國畜禽養殖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來講，全國范圍內的養殖場進行關閉搬遷勢在必行，是不可回避的問題。
2013年國務院規定的《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當中所劃定的范圍主要是在飲用水水源地、自然保護區、名勝風景區、城鎮居民區及文化教育科研研究區禁止養殖行業的存在。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對于新建養殖場的選址要給予嚴格的審批，對前期未在禁養區范圍之內的養殖場進行嚴格監管，比如缺失證照的要補辦。一旦劃到禁養區的范圍內要停辦動物檢疫合格證明，以及停發相應的動植物養殖補助等資助資金。
這就是我在前邊所講到的全國形勢，現在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都是合法的，但是到實踐中就變成不合法方式，有很多養殖場直接被停水停電、強制拆除，或者直接強制把養殖的畜牧處理掉，這是一些不合法的行政強制行為，但在現實中是真實存在的。
按照國務院審批以及各個地方所公布的畜牧養殖環境的落實辦法中所言的內容，我認為在禁養維權的過程中要注意四點問題。
一、首先要考量是否納入禁養范圍。
禁養范圍的確定一般情況下要考量當地的市、縣、區域級人民政府是否有相應的行政命令、紅頭文件、抽象性的行政行為劃定禁養區域，從“十二五”規劃和《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要求各個地方制定自己所轄區域內的禁養范圍，比如江蘇所制定的是水源保護地平均一公里半徑范圍內不能存在養殖場，湖南長沙公布的距離是五百米范圍內不能存在養殖場。
各個地方劃定的范圍是不一樣的，但是主要都是劃在水源保護地、風景名勝區等地，這都是禁養的主要范圍。這個規劃的實施辦法作為地方人民政府都要公布制定實施的。首先要核定區縣人民政府有沒有制定規劃，如果制定了，養殖場是否劃定在禁養范圍內，如果養殖場不符合環境的要求，但要確定是否在對水源保護產生影響的范疇內。
二、從合理性講，是否達到污染搬遷必要性。
這個問題分兩個角度來講，如果沒有納入禁養范圍，在進行環保關停就要看有沒有搬遷關停的必要性，這是從合理以及部分合法的角度來講。如果納入到禁養的范圍內，這就不是一個重點問題了。
我所代理江蘇昆山的禁養案件，我們首先通過查詢信息公開發現該養殖場并未納入禁養范圍，但是該養殖場確實缺乏對污染環境處理的相關設施，最后申請增加污染處理設施，進行二次處理，并且相應的環保部門以及人民政府進行批示，補辦相關證照后還是可以從事養殖工作。
三、具體行政行為的落實。
關停、搬遷、關閉的是具體行政行為一整套的執行程序，從最早下達關停通知就是一個具體行政行為，這可能是一個具體的行政處罰行為。面對一個行政處罰行為，按照我國《行政處罰法》規定以及《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法》的配套規定來講的話，養殖場有復議和訴訟的權利，對是否應該實施關閉關停納入到法律司法審查的權利。
關閉關停涉及到建筑物，按照《行政強制法》第44條規定，在復議、訴訟結束之后如果還是必須要拆除的話才能納入到行政強拆或司法強拆的過程。現在各個地方在落實關閉關停的具體措施上是有出入的，有的地方是斷水斷電后置之不理，只要水電不恢復就不能進行養殖行業，養殖場只能停業。或把畜牧養殖的設備全部搬遷，把養殖的動物全部賣掉，強制拆除后完全沒有恢復生產的條件。
四、補償依據。
按照《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要給予補償，但是補償在實踐中都是偏低的。按照畜牧養殖的規模來進行補償停產停業損失，對預期利益以及現有的固定資產都沒有考量，這就是雙方的主要矛盾。養殖場的建設是只能從事養殖行業，一旦關閉關停房屋的利用價值就沒有了。所以拆遷與否，對于養殖企業主來說都是一樣的，按照養殖場的方式建造的房屋不能從事其他行業了。
作為拆遷律師在維權的時候要在這方面進行實際考量，如果確實達到關閉關停以及能夠轉產的話，可以讓當地政府幫助轉產，然后補償一次性停產停業損失的費用。如果達不到轉產的話，就要求當地政府進行回購。北京這邊有很多是這樣案例，政府愿意給予一定的補償額度回購企業地上的附著物。即便這不是真正的拆遷，政府回購地也沒有什么用途，但是作為被關停企業來講這是一種公平合理的方式。
